客观而论，当前我国部分农村的宅基地分布确实过于分散，无论是基于新农村建设集中化居住，还是节约土地资源的目的，地方政府通过一些鼓励性政策改变这一现状，很有必要。
此前有媒体也报道，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试点已经启动，将在国内宅基地空置率不低于8%的部分县城农村展开，其具体路径就是：调研宅基地空置率；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；补偿宅基地金给农民等。从土改层面看，安徽省的相关举措也算是种尝试：农民以获取购房奖励为条件，自愿退出宅基地用以还耕还林，也意味着其使用权及附属物权的让渡。
但从舆论反响看，很多人对此表示忧虑：在农民失地后“市民化待遇”缺乏十足保障的前置条件下，以购房奖励激励农民退出宅基地，是否妥当？更何况，安徽这一鼓励性政策是跟稳房市捆绑推出的，它会否衍生出架空部分农民土地权益的风险，暂未可知。
就眼下而言，安徽的“退出宅基地购房给奖励”，难逃几重隐忧：有可能与《新预算法》对地方财政支出的要求相冲突，还可能滋生出农民“被上楼”的行政乱象。就前者看，安徽省对自愿参与农民的一次性购房奖励资金究竟从哪出，理应说清楚。
尽管安徽的该政策就“鼓励农民退出宅基地进城购房”明确了“自愿”性质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有必要防止地方政府强迫农村“洗脚上楼”的现象。这并非杞人忧天，这种乱象之前已屡屡发生。毕竟，在鼓励农民进城购房的背后，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终极利益诉求，那就是通过托市达到保地价的目的，而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历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头。
其实，不论是出于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，还是要素资源的流向看，“曲线托市”都难抵房地产市场化的大势。我国老龄化社会已加速到来，而这必将会对住房供给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。虽然近一年来货币政策宽松，相对稳住了我国房价下探势头，但之于合理的房价租售比、房价收入比，很多城市房价还存在回调空间。再者，“鼓励农民退出宅基地进城购房”的政策下，农民购房选择区域仍主要局限于当地县城或地级市，这在包括人口、资金在内的要素资源向一、二线中心城市汇集的趋势下，其效果也不用高估。
说到底，在既有政策框架下，积极地探索宅基地退出有意义，但在保障农民自愿支配权外，还得用更完善的利益保障机制，确保其退出过程中的议价权、失地后对城镇化红利的分享，而不能只是作为托市的附属动作。否则，它对农民权益带来的长远性损耗不容小觑。
